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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球球网: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突出问题与战略破局

发布时间:2021-09-23 作者:张学敏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民族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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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受历史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影响,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不均衡,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不足以支撑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基于此,民族地区应立足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借鉴东部地区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面向2035年教育长远发展目标,探索践行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创新与经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加快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契机,实现自身的转型与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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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孩子在竹筒上绘画。线亚威 供图

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突出问题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不高。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质量不高,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地区教师学历水平不高、专业对口率较低,且缺乏语言学和汉语功底,在教学时过多强调语言知识的输入,却忽视学生语言的输出和反馈。同时,不少民族地区的学前教师承担了诸多教学外任务,从而缺乏时间和精力提升自身语言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因为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阶段缺乏系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导致语言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致使孩子缺乏交流的能力与信心。加上民族地区儿童大都出生并成长在以民族语言或地方方言为交流语言的家庭,他们使用语言的机会和对象相当有限,极易对儿童的语言学习造成干扰,进而阻碍儿童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影响学习效果。

教师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虽然近些年来,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但总体来看,教师数量仍然短缺且稳定性不足,新生教学力量“招不进、留不下”的困境依然突出。绝大部分优秀青年教师不愿意去贫困、艰苦的地区工作,且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离开。为满足日常教学需要,部分民族地区学校只好用临时聘用教师、支教教师、实习生等途径解决专任教师不足的问题。同时,教师结构性失衡问题普遍,不少学校缺少相关学科的专业教师,有时会用其他学科教师临时转岗代课;有的因为教师总量也相对缺乏,只好放弃开设部分课程。

职业技术教育服务民族地方经济能力较弱。通过调研宁夏、甘肃、西藏等地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发现,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升入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只有极少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其第二产业发展受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难以支撑中职学生培养,产教融合开展受限,地方产业无法承接学生直接就业。二是由于民族地区市场就业容量有限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历的偏好,中职学生就业渠道不畅,毕业生就业率低。三是民族地区部分中职院校把对口升学率作为办学主要目标和吸引生源的措施,在教学中重学科导向、轻实习实训,很难培养出能够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中职院校办学条件和双师型师资力量薄弱,人才技能培训能力不高。

教育信息化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部分教师不会使用、不敢使用和不能使用信息化资源。一是民族地区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不足,大部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强,教师课堂信息化使用水平仅仅停留在表面化和浅层次,甚至存在着部分教师无法熟练使用班班通等信息化教学设备的问题。二是部分民族地区因设施设备运维人员不足,保养维护效果较差,导致一部分教师不敢用信息化设备的问题。三是民族地区特色教育信息化资源缺乏深度开发,现有信息化资源与民族地区教学实际需求不匹配,导致部分教师不能较好地使用信息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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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孩子在学织布。线亚威 供图

加快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与战略思维

综合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协同—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综合现代化道路是以赶上发达国家第二次现代化发展水平为阶段目标,协调发展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用第二次现代化带动第一次现代化,使第一次现代化促进第二次现代化并最终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一种新路径。中国现代化历经百余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然证明我国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与可行。同样,依据综合现代化发展理论,通过协同—跨越式发展推动民族地区从第一次教育现代化初级阶段跨越到成熟阶段并迈进第二次教育现代化阶段的发展思路也是可能与可行的。

“虹桥”战略:东西“协同—跨越”发展新思维。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在《发展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内生式发展实现现代化,他认为:“通过那些东奔西走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外部机构和专家被动地进口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可能正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鉴于此,民族地区想要实现教育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必须主动与中东部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要素上实现良性互动,建立新东西协作关系,在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不同地区所处的环境下所孕育的资源和形成的文化,并立足脱贫后新发展阶段,以2025年和2035年两个时间为关键节点。一方面,寻求东部地区优质稀缺教育资源的直接支援,借鉴其教育现代化积累的成功经验,有选择地规避可能存在的共性问题,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具有现代潜力的民族特色资源;另一方面,在彼此交融中传递并深化超越民族、思想、语言的包容心,荣辱与共、互帮互助的仁爱心和捍卫中华民族尊严、荣誉的使命感,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于现实中与思想上构筑起一座连接东西的“虹桥”,践行教育现代化东西“协同—跨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战略新思维。

加快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前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在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推普前移”,即在学前教育阶段,充分尊重幼儿年龄、身心发展规律和语言习得规律,探索实施幼儿“听、说、读、写”能力梯度培养政策,创造适合幼儿认知规律的识字用字环境,强化师资、技术和资源等支持。同时,加强社区、农牧民的普通话培训,为幼儿营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氛围。此外,民族地区也应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培训的长效机制,对在职的不能胜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教师开展持续培训;打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队伍建设基地,支持教师队伍建设。

四维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一是创新“全科型”教师培养模式。2018年,教育部等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再次提出:“为乡村小学培养补充全科教师。”因此,需要从师范生招生制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与技术等方面创新“全科型”教师培养模式。二是健全对口支援教师支教制度。国家、支援省市、受援省市应从发挥“输血”功能的角色向提升本土化教师“造血”功能的角色转变,健全和创新对口支援教师支教制度,探索实施支教教师资质认证制度、建立优秀教师资源库、实行“优质优酬”和“惩差罚劣”相结合的评价制度,保证教师支教效用的最大化。三是探索“组团+驻校”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充分利用驻校的专家团队资源,满足教师本地化发展需求,从而切实提升本地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四是融合区块链技术,探索教师培养新机制。将区块链技术引入教师培养领域,解决教师培养与地方需求脱节、培养过程管理欠科学、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

P41 配图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孩子们在参加校园活动 线亚威 供图.jpg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孩子们在参加校园活动。线亚威 供图

畅通职业教育发展渠道。民族地区需进一步整合相关教育资源,打造中高职、普职、职前职后纵向衔接和东西部区域间、区域内横向沟通的多元立交式通道,形成开放、灵活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是探索东西部区域间、城乡间职业教育精准协作新模式。构建“一校(东部院校)一区(民族片区职业院校)”“一校(民族职业院校)一乡”等点对点精准协作模式。在联合招生与培养、创建分校、组建职教集团、共建特色专业和实训基地等领域深度协作。二是创新产教协同育人机制。政校企等多元主体,按照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相对接的原则,科学论证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分区分类创建特色和优势专业,共建区域“教育—人才—产业—创新”链,科学调整院校和专业布局,重点拓展跨境电商产业、民族文化及旅游产业、现代农业和畜牧业、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等协同领域。三是搭建中高职、普职、职前职后纵横立交桥。探索高等院校自主和联合招生、中高职贯通考试、职业教育高考等多样、灵活的招考机制;加强中高职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课程衔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职前职业教育理念的渗透及职后继续教育的可持续性。

强化信息技术与教育发展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融合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关键。为此,民族地区需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着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建设。一是集中攻克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薄弱环节,从东部地区快速精准地投入教育信息化资源,打通信息化软硬件建设通路,构建民族地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重点开发民族文化传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云管理平台系统、数字化资源等。二是强化现代技术与课堂教学、学校管理的有机融合,利用虚拟现实VR+远程教育建设空中课堂2.0,使课堂教学操作智能化、学习过程个性化、教学评估科学化;打造一站式智慧校园,推动校园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智能化和一体化。三是提升师生教育信息化素养。采取“输血”与“造血”并重的信息化培训模式,强化教师信息化自学能力,以竞赛和科研项目方式促进教师信息化水平;增设信息化技能训练模块,任课教师在课程作业、课程考核、课外创新创业活动等方面加强对学生信息技术应用的训练;完善信息化评价制度,将教育技术能力纳入教师课堂教学考核指标体系。四是提高信息化技术支撑与服务能力。重点支持优质信息教育资源开发与维护、民族特色资源创建、智慧校园系统开发与运行;完善信息化远程维护服务。

化解区域性教育发展难题。一是“高寒高海拔”地区进行学校“下迁重组”,突破办学环境限制。实施“三阶段学校下迁统筹计划”:第一阶段,省(自治区)出台易地搬迁就学相关指导意见,组织编制安置点配套学校建设整体规划,做好教育资源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统筹衔接;第二阶段,根据乡镇辐射范围、人口分布、就学需求,科学部署学校布局,规划建设搬迁地新校舍,完成新学校选址和旧学校搬迁;第三阶段,充分考虑学校搬迁后的搬迁地安置容量、就业吸引能力、产业发展潜力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科学整合和配置当地教育资源。二是游牧地区进行“定点稳学”,保障学生接受教育。推进新农牧合作社改革试点,以家庭为单位的联合放牧模式替代传统放牧方式,使大多数家庭相对稳定;推动现代放牧技术研发,改变牧民放牧方式和移居特性,使学校办学稳定。为牧区儿童顺利接受教育提供可靠保障。三是边境地区进行“睦邻合作”,建设“美丽边境学校”,实现稳边、固边与兴边。抢抓“一带一路”发展契机,完善教育共同体援助机制,构建跨境中小学教育体系;借助“中国—东盟”合作项目,对接边境产业、行业,发展特色职业教育;构建“外推内生—多边协同”投入体制,创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互相配合、相互协同投入边境教育的新型教育经费投入方式,保障边境学校高标准化建设。

(作者张学敏,系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部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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